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襁襁褓当一切都在衰竭,我只有奋不顾身,在我们苦难的马戏班,为你跳一场竭斯底里的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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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楼空,再见中国 很难想象,当五四先贤还在忙活那话的时候,最早两代归侨已经在门神头上的顶檐画教堂壁画了。 民间造神最多的地方踏进鼓浪屿时的第一感觉,非常像到了昆明动物园,有人要拉着你拍照,有人要作你的导游,有人要带你去景点,我们选择了自己走,走到哪算哪。这算是鼓浪屿喧闹的一面,叫卖声阵阵。 岛上的巷道和东莞的老城区一样基本都是殖民式的西式洋楼街巷,夹杂着中式的风格,也浑然一体,中西合璧,窗户上大都挂着晾晒的松垮胸衣和老式内裤,大概可以判断都是留守的老年人,生活气息浓郁。 我们全凭好奇一路往前走,第一站到了体育广场,旁边是一个足球场,据说是中国最早的球场,参加十一届柏林奥运会的中国队曾在这里训练,球场如今保持得不错,天然草皮的质量非常专业,一座百年球场。 之后我们找到三一堂,宾悦旅社就在一旁怡然而置,之前有人说这是岛上最实惠的住处。走进之后我们一下喜欢上了这个地方,正统的海岛老宅,没有丝毫的修饰,内部保持着木质结构,如果重重地踩在木地板上,有一种颤巍巍的感觉,我们住进最后剩下的一个房间,是不多的带独立卫浴的房间,也是最贵的一间,125快。房子的主人是一家三代,接待我们的是他们的老父亲,一个眉目清秀的清瘦老人,一丝不苟地要求我们填上所有的个人信息,从哪来到哪去,什么工作,老家在哪等等。当我填到云南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你们到我们这,我们又到你们那”,我给他介绍了玉龙雪山下的村子,他说旅游就该去这样的地方。(关于这个神情安然的老父亲,还有一笔要提,大概是我们走之前的那个晚上,他很认真地说自己明天要出趟远门,后来第二天中午我们看见他提着卷纸和洗漱品回来,我们才明白他说的出远门就是出岛去厦门采购日用品。非常有条理的生活。)安置妥当后,我绕着老宅闲逛,整个院子把老宅都包围了起来,有两棵快两百年的榕树,花草茂盛地生长,主人似乎并没有刻意地修剪过,隔壁是一栋废弃的房子,长满了半青半枯的青藤,非常哥特。总之在宾悦非常的安静,当时已近正午,依然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阵阵。这是鼓浪屿的另一面,清郁苁蓉,静谧雍然,有些暮气,荣光依旧。遗憾的是我们每天回来的都很晚,没有机会在这个漂亮的院子里喝酒聊天。 正午直奔海滩,对于生在在云南的“山里人”来说,海是另外一个世界。这天风浪不大,但足够我们惊呼,胡德夫吟唱的太平洋,非常好。下午下岛,先去厦大,传说中的海景校园名不虚传,学生都住在类似修女院的红楼里,真是别墅一样的待遇。 转道环岛路,当然要去骑车,来厦门的一大动因恐怕就是《练习曲》,在太平洋的海风里骑车环岛。环岛路是我所见的最写意的道路,是骑车和跑步的绝佳场所,也难怪厦门有很西方的健身现象,无论何时,都可以见到大汗淋漓的长跑者,怕是春上见了,也要不忍跑上几十公里。我们没有骑双人车,因为总觉得那离骑车的真意很远,离运动很远,所以各自骑行一路往下。直到天黑将下来,才去找了一家海边的小食店,两人吃掉一碗泡面充饥,开始喝冰镇的惠泉啤酒,感叹经营这样的小店真是人生的幸事。
被宇宙抛弃也会安然自得地漂浮在外太空第一次听到WHITE的时候,我只用了十秒钟就发现了一种震撼的力量在里面,后来就一听再听。不过当时有个小小的插曲,听到47rockets for wanhu的时候,楼下的车响起了警报,每秒响一次,声音从蔽窄的群楼之间传上来后就变得非常浑厚非常工业,但当时,我一直以为是曲子的东西,直到这曲子结束才发现,是车的警报声,后来好长时间没有缓过来。 《我的哲学》(来自沈静) “我相信真正坚定的人才有能力去从事和独立有关系的事情,如果真的存在独立事物,我愿意把“独立”和事物分开,把它似为一种精神,它是一种可以去自我控制和自我反省的能力,一种被宇宙抛弃了也会安然自得的漂浮在外太空中直到死亡的耐性和勇气,独立可以无处不在,只要你相信和坚定自己就一定能达到,一个真正独立的人不需要掌声和赞美,更不需要被太多的眼睛围起来关注,人们怎样看待我或者我所做的事情并不重要,它只和自我实现有关。几年前,SUN RA的一句话忽然激醒了我,他说“一个音乐家的灵魂应该被欢乐和自由照亮”,现在,我终于享受到了,并确立了自己的态度,这就是我希望从我的作品中放射出来的精神----独立于所有事物的自由。为了独立,要有强大的人格,我认为对创造有意义事来说这是必需的,去传达出一个独当一面的自己。用这种方式完成一件事情,要比一觉醒来拥有魔力更让我满足.真正的启迪,是艰苦的工作,它要求勇敢和果断,而最终的报偿就是被世界遗弃,在你自己的道路上自由宁静地漂移。它本身就是一项耐力测试,我所创造和追寻的就是这种持续斗争的产物,它是我前往宇宙孤寂幸福的旅程的声音." beatles之外的潮湿英国 6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沉浸在嬉皮士的摇摆气质中,对于英国而言,他们凭借beatles延续了强大的精神自傲,即便伍得斯托克这样的礼教也并没有影响这股自傲,因为在英国朋克的眼里,beatles出访美国受到的狂热追捧已经完成了他们内心的十字军远征。60年代的英国,可以说至今仍被beatles的强大气场笼罩着,它就像摇滚乐这件新事物一样,代表着这个没落帝国的新鲜荣光。 但是,谁又能想到,在彼时伦敦,仍有一群人在过着宛如百年淤泥一般的生活,腐败、陈旧、暮气、哀怨、绝望。这就是菲茨杰拉德,这个60岁之后才开始写作的英国老女人,如果说她在在用《离岸》向旧式伦敦的生活方式致敬会显得牵强,那么,她至少完成了对日渐衰败的伦敦水上生活的记录。 就像《离岸》的题词一样,他们既不属于河流,也不属于陆地。菲茨杰拉德书写的正是这样一群伦敦的水上流浪者,以60岁这样的高龄,她的小说注定没有荡气回肠和曲转承和,有的只是生活细节和妇孺们的絮絮叨叨,以及这些水上人的内心疏离感。因为人类从来就是陆地动物,所有的非陆生活,都注定了它将满载波西米亚的颠沛。在伦敦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里,波西米亚式的抒情又注定只会是它短暂的喘息,只会是观光客们的驿站,一旦走过一遭之后,它便过时了。所以,《离岸》不失为一部具备人类学意义的文学作品,它是伦敦城内颠沛生活的注脚。妮娜,书中的一号主角的遭遇,或许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对伦敦式颠沛的理解,妮娜支离破碎的家庭和生活世界,正像《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那个怨妇一样的倔强女人的个人世界,这些所有看来像草芥一样的生活其实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正是菲茨杰拉德想说的。 小说中的温情脉脉同样令人过目不忘,而这些伦敦下层人口中时而冒出的抽象道理,更让人感到真实无比,比如这样几句:悠闲人生活阴暗惨淡……你学过的每样东西,你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我爱我的妈妈,但她一定得经受不开心的事,因为她已经到了这个该受罪的年龄…… 除此之外,菲茨杰拉德口语化的创作也给翻译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就像一个香港人有时很难看懂王朔的小说一样,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伦敦小市民语言,对中译来说,几乎也会是巨大的鸿沟。可以看到中译文虽然着力不菲,但是从阅读的角度讲,仍然让人如哽在咽。 截至库布里克,战争电影快撞线了 必须感谢库布里克,这个热爱并诅咒人类的导演,用《full metal jacket》塑造了一大批好战分子和和平主义者的战争观念,多么矛盾的一个事情,这也就是战争这件事,经得起任何形式的过度诠释。亲手打爆一颗头颅,溅在地上的脑浆可以是一种宗教对你的恒世诅咒,也可以是另一种宗教对你的救赎。 当然对于越战而言,除了背着来复枪环球旅行的美国人和北越的胡志明死忠之外,其他人都是他者,即便大家伙都把越战当做一件正经事,但是所有的手头资料也都几乎是好莱坞大片式的。 是的,只有越南人和美国人有资格去做田野调查,不过越南缺席了,就像所有的被侵略的贫弱国家的缺席一样,话语权从来也都在入侵者的手中,一直都是美国观念在说事。即便,这个黩武穷兵的自由国家有着极好的反战传统,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60年代的黄金印记,但是,仍然应该留一手,永远去怀疑它说得不会是全部。 《full metal jacket》的前半部分是一场祭祀的狂欢,它诠释了什么是全金属外套的同义词:born to kill,就是战争工具的礼教,这“吃人的礼教”本没有太多值得鞭挞的东西,所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但是人总归是热血的动物,总会有血脉贲张的时候,于是kill ourself搞定了这个扭曲。库布里克的诅咒就是这个,kill ourself也没有超出born to kill的范畴。 直到电影的结尾,库布里克才回到了正题上来,开始正经地讲故事,在这里,复仇的欲望战胜了自保的欲望,怜悯又在随后战胜了复仇,最后,又通过屠杀实现了怜悯。这个过程,击中了人心最柔软的部分,是信念崩溃的过程。 是的,截至库布里克,战争电影已经快接近撞线的那一刻了。 或许可以回到日本侵华来,在走出了非此即彼的语言环境之后,我们有了《鬼子来了》和《南京!南京》,这应该被看做被侵略国家在表达欲望上的崛起,它们出现的意义大于影片的伟大程度。拿姜文陆川们和库布里克们比较,当然是一件无厘头的事情,它们并没有可比性。大家的立场完全不一样,奢求一个世界公民只能是一个奢求。不过,有一个细节一直是我们没有拍出来的:鬼子轮奸中国妇女时,脑中也闪过一念,我的妻子被人强奸了我怎么办,随后鬼子又想到了这和天皇的命令没有关系,然后开始了轮奸,鬼子当然不会在此后有负罪感。 我的哲学 这本是一件莫须有的事情。 但是如果不明明白白地说出来,白纸黑字地烙在纸上,光明正大地悬挂在墙上,日复一日地被迫去吟诵它,它就会被忘记掉。 好了,这就是我的哲学。 上帝和库布里克才热爱人类和诅咒人类——关于《人工智能》的另一个结尾斯皮尔伯格继承库布里克遗志而拍摄《人工智能》(《AI》),身处生死两界的两位大师的名字联系一起,《AI》更像是一次生死两界的对话,直击人类的恐惧。说起来,《AI》只是第二部让我看得入神的科幻电影,上一部是《迷失太空》。总之,到《AI》为止,科幻这种非常终极的话语方式,让我越来越喜爱,在某些时候,它的力量甚至超越了众多的宗教反思和哲学追问,非常的本质。 不过,另外一种结局的方式一直困扰着我:如果让大卫这个携带人类爱意的机器男孩在两千年后成为机器世界的上帝,《AI》又会是怎样一部电影?这是那个库布里克的结尾吗? 简单来说,《AI》的话语方式非常终极和本质,电影中的两大命题是正是支撑人类文明的两件小事:道德和爱。道德尚有极大的区域差别,暂且不论。讲述大爱的作品,则是对作者的极大挑战,其难度堪比徒步穿行沙漠。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爱这个东西,本身是个空洞,要用可以言说的方式来讲清楚,还要让人明白这件事情本身是不讲道理的,历代的艺术家,可谓屈指可数。 但是,斯皮尔伯格的聪明就在于,既然是人演绎不了的东西,那么让机器人这个人类创造的他者来完成,让机器人携带上人类的愿望甚至是图腾,让机器人以读取程序的方式来谋取一个亘古不变。所以,这份永恒的爱就变成了人类心目中的一个神。我一直在猜测,老斯会让这个懂得爱的机器人男孩大卫在两千年后成为机器世界的宗教,因为对没有人类的机器世界而言,两千年前的机器男孩身上的爱的因子,就仿佛上帝的仁慈,比照人性本恶的人类混沌之初,这个机器男孩完全就是另一个上帝,下一个上帝。或者换一种说法,人类成了机器世界的神秘崇拜所在,上帝所在。这是不是更加的库布里克?就像评论所说“只有上帝和库布里克才热爱人类和诅咒人类——如今这一对老混蛋在天堂又他妈笑了。” 这就像最初的人类发现了数学这件事,而且发现勾股定理之类的数学公式几乎是在时间之前就存在,而且将永远存在下去的时候,内心对数学的恐惧达到了顶点。发现自己生存在地球的那几十年时间几乎已经短暂到了让人恐惧的地步,所以数学成了宗教本身。而斯皮尔伯格的焦虑显然和人类蒙昧无知的祖先是一致的,大家的生命方式在本质上都是瞬间式的,而唯有对死亡的恐惧和心中的信仰才是永恒,才是救赎之道。老斯的着墨的就是大爱。 实在无法想象《AI》的结局置换成这样,将会产生怎样巨大的毁灭力量。还好,老斯没有这样,《AI》仍然是一部让人充满希望的电影。至少我看完之后,内心充满了平和。 是的,好的科幻电影,一定比任何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更有力量。 青春期的伊朗女人和她的电影《黑板》《黑板》的导演萨米拉·马克马尔巴夫当时只有20岁,还是一个青春期的女人,而《黑板》的气质,却是一个成熟女性知识分子的,又带着中东式的诗意。如果说在每个人的青春期里,都有过一颗大师般的敏感心灵,那么在我看来,唯独马克马尔巴夫的这颗,更多地带着绅士的交流理性。 电影《黑板》,马克马尔巴夫先用影片的第一幕讲完了整个故事,然后用斧头劈向黑板的意象完成了表达。 影片的第一幕是这样的,在两伊边境的贫瘠峡谷里,举目望去没有腥丝的绿意,生活在城市的人怕是抬起头来内心就会泛起恐惧,就是在这世界尽头一般的绝境里,一群身背黑板自称是老师的伊朗人从盘山路上蜿蜒而来,这种场景有如回光返照,让人联想到耶稣受难时身背的那具十字架,在我的观影经验里,这恐怕是最抽象的一幕煽情。 在这一幕里,这个故事已经讲完了。黑板是这群边境教师的谋生工具,但比起活下去这件事,读书写字这件事在逃亡路上显得无足轻重和荒唐;黑板同时又是他们躲避枪炮的掩体,但是这个掩体脆弱到有些“掩耳盗铃”的自欺;如果说逃亡的路上还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么便是伊斯兰教的祈祷和感恩仪式,而这件古老的事情,从来不是经由黑板的文明教育传承下来的。等待这群蚂蚁一样艰难地翻山越岭的教师的结局,注定也会是一个荒谬。后来的剧情证明,无论是迷失家园的老人和妇孺还是重负在肩的那群小孩,他们起码有一个目的地,但是,教师没有。 所以马克马尔巴夫把斧头劈向了黑板,此时拿黑板来为骨折的孩子包扎伤腿,才是一件正经事。黑板这个文明,和战时的两伊边境格格不入。而一个更大的文明——战争机器,却在时时刻刻追击着这里草芥一样的难民,它是掌管难民命运的唯一主宰。世代居住在贫瘠峡谷中的人,从来不懂得读书与写字,当然也从来未经受过枪炮文明的洗劫,但依然延续着内心的伊斯兰虔诚,拥有一套基本的道德伦理(比如片中结婚的仪式和“财产”——黑板的归属),可以想见对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活方式而言,枪炮只是现代文明第一击,接下来的就会是文明礼仪的扩张和入侵。 马克马尔巴夫在电影里讲故事而不急于表达,留下了隐喻、意象以及很长的空白胶片,任由观众去填充。观众可能来自中东,以及中东之外的世界,伊朗女人注定要面对猛烈的观念冲击甚至是制度冲击,其核心全部来自于影片的时代背景——两伊战争,它几乎和“伊朗只能怕小孩”没有了联系,但这还只是幌子,《黑板》的内里全是对现代文明的质问,放到任何一个延续着古老文化生活方式的地方,都是恰当的。也就是说,这部伊朗电影依然很苦难,但马克马尔巴夫似乎想说的是,更苦难的是那些“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它们可能面临着整个文明时代的冲击。 对于一个伊朗女人而言,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刚烈之气。 不得不提的还有两句诗歌一般的对白。男孩说的:“我们是骡子,永远在跑路。”“妻子”哈拉说:“我的生命就像一列火车,每个站都有人上下,唯一不会下车的是我的儿子。” 三部战争电影讲述的三个真相 “当一切都在衰竭 我只有奋不顾身 在我们苦难的马戏班 为你跳一场竭斯底里的芭蕾” 夏宇的这句语文,我用来概括陆川和《南京!南京!》。如果换成一个举动,鼓掌好了。 从《鬼子来了》开始,战争片便和《地雷战》没有了联系,而是和真相走到了一起。真相,就是人面对它时总会颔首避让,因为这一瞬间里,大家内心曾经最坚硬的那个部分已经开始分崩离析。 《鬼子来了》先讲第一个真相,就是在逃生这件事情面前,大义灭亲比大义凛然更符合日常逻辑。讲第一个真相的人就像第一只想冲出猪圈的猪,在小规模的荡气回肠之后,总要付出代价,姜文最后只能去卖DVD而进不了院线,而碟市上,充斥又是日版的《鬼子来了》。 七年之后,《南京!南京!》迈向了第二个真相,大屠杀,是人大屠杀人,恐怖的真相就在这里,大屠杀不是魔鬼干的,都是人干的。这就像犹太人知道希特勒原来和自己一样七情六欲,那种追问人性的幻灭感顿时被无限放大,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试想一架黑森森的庞然战争机器运转起来的时候,如果你停下来,结局便是粉身碎骨。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人杀掉另一个人,却会同时收到道德的谴责和赞颂。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在南京大开杀戒的同时,又大拜战死亡灵,南京城上全是能乐的撼天鼓声。从技术的角度讲,日本人祭拜亡灵的段落几乎是整个电影里的最大亮点,令人记忆犹新,陆川要面对的争议,核心全部来自于这里。 《朗读者》,讲述的那个真相更加让人肃然起敬。那些为纳粹机器服务的小人物,所有的道德逻辑就是要恪尽职守,因为他们从纳粹那里领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薪水,但是军事法庭里,这种辩辞被认为智商只有三岁以下。从德国总理向犹太阴魂下跪之后,德国的纳粹清算史几乎演变成一场道德审判史,来者只问出处,只要是纳粹机器的哪怕一个零件,都进军事法庭,越来越像一项运动。而奥斯卡垂青了《朗读者》,小我的小逻辑终于在理性上占了上峰,我也越来越明确,是有美国精神这样一个可以挂在嘴上的抽象道理的。 如果我们每个人面对真相的时候都会震撼而无所适从地沉重,那多半的原因就是那个真相已经被遮蔽了太久了。 迷失在沉默的塔楼巷道里
来自反世界的报告——反转《幻影书》及其他 其中间隔了回云南的一个月,《幻影书》是在这个月之前和之后读完的。在之前的那个时期里,我正在处于人生的一个过渡而模糊的奇异阶段里,一方面异常沉醉于那种风清月明的身心状态,一方面又坐立不安地为将来作了几个简单的决定。之后我就回了云南。 北京地下诗歌(1970-1978) (选自《多多诗选》) (最开始我揣摩到了五谷杂粮式的泥沙俱下会让人走向健硕的生活,随后我又找到了多多式的傲慢,以及那种主观色彩浓烈的表达方式,比如这篇非常成人化的文章,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硬生生冒出了这样一句话:“……但我们是一代人。”)
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日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他法。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 郭路生的名字就与北京老四届中学生中的第一位诗人联系到一起。初次读到郭路生诗时我的感情是冷漠的。像任何一位中学生一样我不喜爱诗歌。直到自己成为创作者后,才开始对郭路生的诗有了认识,并伴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众多青年诗人的出现而增加新的意义。在我看来,就郭路生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我初次见到他已是1974年冬的事,那时他已精神崩溃。就我记忆所及,郭路生是自朱湘自杀以来所有诗人中唯一疯狂了的诗人,也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趴在地上的第一人。芒克、岳重(即根子)和我相识于1964年,我们都十三岁,共同考人北京三中,分在初一(七)班。1969年初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在上初中二年级时岳重的一篇作文曾刊登在《北京晚报》,第一句是:“八月,当鲜红的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1968年初我和岳重曾写过一点古体诗。记得在纪念毛主席生辰73周年时他提笔作赋:“一八九三年,红日出韶山,春秋七十四,光焰遍人间。”1968年晚秋为同学古为明插队作赋《卜算子》:“为明赴蒙古,毅登康庄路,北疆霜寒冻硬,程远雄心固。”除此,我们三人未见谁有过动诗的妄念。 1971年夏季的某一天对我来说可能是个重要的日子。芒克拿来一首诗,岳重的反应令我大吃一惊:“那暴风雪蓝色的火焰……”他复诵着芒克的一句诗,像吃了什么甜东西。显然,我对诗和岳重之间发生的重大关系一点预感也没有。我那时的笔记本上是隆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谛的《人的远景》。1972年春节前夕,岳重把他生命受到的头一次震动带给我:《三月与末日》,我记得我是坐在马桶上反复看了好几遍,不但不解其文,反而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我对它有气!我想我说我不知诗为何物恰恰是我对自己的诗品观念的一种隐瞒: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在于岳重的诗与我在此之前读过的一切诗都不一样(我已读过艾青,并认为他是中国白话文以来第一诗人),因此我判岳重的诗为:这不是诗。如同对郭路生一样,也是随着时间我才越来越感到其狞厉的内心世界,诗品是非人的,十四年后我总结岳重的形象:“叼着腐肉在天空炫耀。”继《三月与末日》之后,岳重一气呵成,又作出8首长诗。其中有《白洋淀》、《橘红色的雾》,还有《深渊上的桥》(当时我认为此首最好,现在岳重也认可这首),遗憾的是,至今我仅发现岳重3首诗,其余全部遗失。 1972年夏天在北京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她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革命”中的红人,老红卫兵的代表,因写《满江红》一诗影射江青而遭入狱两年。出狱后积极介绍西方文化。有幸我和岳重作为歌者而参与这个沙龙。其中多是画家、诗人。音乐家岳重立即成为沙龙的中心人物一一他是个马上就要被中央乐团录取的男低声(现在仍在其位)。我是一个永恒地唱不上高音的男高音。我们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图书、过生日、出游……其时,岳重作为诗人还不为人所知。当时,沙龙中有位自郭路生以来最响亮的名字:依群。 依群,北京五中高三学生。不但写诗还写电影剧本,他为之轰动的力作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长安街》、《你好,哀愁》等(发表在《今天》杂志)。依群最初的作品已与郭路生有其形式上的根本不同,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味道。郭路生的老师是贺敬之,其作品还有其讲究词藻的特点。而依群的诗中更重意向,所受影响主要来自欧洲,语言更为凝练。可以说依群是形式革命的第一人。 很快,岳重的诗就被介绍到沙龙中。徐浩渊立即断言:“岳重为诗霸,岳重写了诗没有人再可与之匹敌”。由此1972年下半年沙龙处于岳重光辉的笼罩之下。依群渐渐消逝。沙龙中还有画家彭刚、谭小春、鲁燕生、鲁双芹,也都有诗作,谭小春有一句为“……你的红头巾凝固在天际……”彭刚则是继董沙贝、周漫游等画家以来第一位现代画家,其时刚十七岁,即以其野蛮的力量震撼沙龙。他是个天才,后考上北京大学化学系,现在美国。 同样,岳重肯定是个天才。其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书。十五岁上他即把《人、岁月、生活》、《往上爬》等黄皮书阅尽。这是他早熟的条件。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8首长诗,此后一歇就是十五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青年时代我俩形影不离,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 1972年6月19日,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路上我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我开始动笔,于1972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徐浩渊在我完成前闻讯对我说:“听说你在‘攒诗’,让我看看。”这不但是她一人所见,在于我一直对思想感兴趣。因此,彭刚的反应是:你写的诗比你讲的好——你讲的都太对!依群的反应和岳重差不多,暧昧和不服气,但我自大狂式的雄心显然感染了他。他希望我能把诗写得朴素,感情要货真价实。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命运表示忧虑——这是依群洗手不干的一个解释。 1973年夏到来之际,岳重遭到厄运。社会上传抄的他的诗被送到了公安局。后经中国文学研究所鉴定无大害,才算了事。从此,岳重搁笔。到1973年底时我第一册诗集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誉。岳重给我留过一个条子,别再背着你的诗集四处索取荣誉了!由于政治压力,沙龙已经解体。诗歌传抄范围更为扩大。我和芒克的诗歌友谊自那年开始,相约每年年底:我们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 也是从那年开始,我抄下芒克最初的诗句: “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 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 “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 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还有不少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前往那里游历。芒克正是这个大自然之子,打球、打架、流浪,他诗中的“我”是从不穿衣服的、肉感的、野性的,他所要表达的不是结论而是迷失。迷惘的效应是最经久的,立论只在艺术之外进行支配。芒克的生命力是最令人欣慰的,从不读书但读报纸,靠心来歌唱。如果从近期看到芒克诗中产生了“思想”,那一点也不足怪:芒克是我们中学的数学课代表。 1973年以后的诗人就多了。史保嘉、马佳、杨烨、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等。其间我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理、张朗朗一代,属于从60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也有画家周漫游、董沙口等等。关于那一代人我接触有限,但他们刚好是生不逢时,在最有创造力的年龄赶上“文革“。十年过去,他们已不再提笔。 1973年我读到了史保嘉的旧体诗,觉其天赋很高,可惜没有笔录,现将手上仅有的其他人的散段抄录: 马佳: * 只要/ 你学会/从姑娘的嘴唇上索取诺言/你/便可以和爱情/走遍天下…… * 我的诗歌没有旗帜/发出一道/比少女的胸脯/还要赤裸裸的/太阳光。
* 我像秋天的野果/那样沉重/我具备了十月的一切、一切……
* 除了酒/还是酒/二十岁以前/天天都过节日
鲁双芹(女):
*生活并不卑贱/然而对于过去,我们连一分钟也不是圣洁的 *我的生命像块被开垦的土地/拿去吧,走开吧,我再也无话可说…… 鲁燕生:
*一切/都那样平庸/那样合理/那样不能让我容忍/沿着看不见的道路/我走着,走着/ 隐约地/我感到了/淡淡的怡人的悲哀…… 彭刚:
*一见阳光/我的心就融化了/ 舒舒服服地/淌的遍地都是/ 呵!/爸爸/妈妈/我像个孩子一样地/走着,走着/把我的一切都抛弃了…… 杨桦:
*英国式的裤线和气概/我是一位标致的有香气的男子/我的歌声曾来自栅栏的后边…… 1974年底,我拿出第三册诗集,芒克准时同我交换了。芒克与彭刚,组织了最早的“先锋派”,拉我参加。一共只有他们两个人,维持了大约二个月。除此北京不再有沙龙或文艺组织,除了一些分散的小圈子。我和北岛、江河早在1970年冬便见过面。当时我和北岛是作为男高音互相介绍的,后他与芒克交往密切,还专程去白洋淀会芒克。以后一直到1978年为止,我没有再见过北岛,就我记忆所及,北岛的第一首诗是《金色的小号》。后来我与江河、宫继随有过一个三人游戏的小圈子,常常彻夜交谈。可以说,从1973年后,北京青年较有规模的诗歌活动已告结束。关于1970—1978年当中纷乱的诗歌现象,我接触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也仅为很有限的诗人的见证者,但我们是一代人。我想具有密切的类似血缘关系的莫过于我与芒克、岳重了。从十三岁结识,近二十五年过去,我们之间的友谊、纠纷、对峙使我们在众多的诗歌星系中,仍是最相近的。我欣慰地看到:芒克近期达到高峰的成熟期的诗作,也认为岳重随时都会再次崛起。
1978年,《今天》问世。 只是你一定要有耐心,相信我一定会告诉你 如果,放弃了形式,我们就无法对抗时间和我们的存在状态。比如,我以前会去剪报还写上些文字,集邮,收烟纸,集硬币,当然也写日记。后来这些我都不作了,但是后来又非常的推崇《烟》里那个每天清晨在街角相同位置拍照的中年男人,我也跃跃欲试但从来没有作过,想到这里,我就再也不想去作这件事情了。因为我突然发现了我丢失掉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像我喜欢以前的我,后来我几乎没有了自恋情结,如果说这是我的存在感,那么,我是在向着虚无迈步。而很多人,也非常喜欢以前的我而不是现在,要命的是,这些人对我很重要。从这里开始,我的虚无就被无限的放大。当大到无法收拾的时候,我决定简单粗暴地了结掉它。我找来一瓶大号的酒,喝完它,喝的时候我甚至想到了这该是我的成人礼。我想这也不算是造作,而是我的焦虑,我只是想了结它们,好迈向下一个人生历程,或者说回到那个热爱形式的我,尽管我热衷于那些形式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就是人的形式,还非常的重要。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焦虑,还好后来我曾经有过一次电影般的经历,我站在大山上,什么都能看到,后来焦虑就没有了,因为,什么都看到了。但我不相信这能解决问题,套用五条人的话说就是,等问题出现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只是你一定要有耐心,相信我一定会告诉你。 有一些瞬间就像在电影里 有时候我会陷入一种万籁寂静的瞬间,忘记掉全部,我常常怀疑这是一种生理疾病。 从东巴谷骑车回丽江的路上,风非常的大,刚起步的时候我就已经用完了全部的力气。后来我把单车的坐垫调高,让腿能伸直。神奇的事情马上发生了,我完全感觉不到了风,我回过头骑了很长一段距离,一直盯着雪山顶,那个很长的瞬间里,我几乎忘记了全部,只是在骑车,和看着美丽的雪山。后来我常常想起这次骑车,非常的感动。 离开许蓝的爷爷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搞懂怎么把许蓝妈妈的奔驰车窗打开,所以我和孙平都没有和爷爷有一个道别。住在爷爷奶奶的家里的那一天,是我非常开心的一天,特别是晚上孙平一直喝爷爷的泡酒,说了很多让爷爷奶奶贴心的话,许蓝为了照顾我们也没有回家。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晚上,那就是这个晚上非常的美好,一个丽江的晚上。第二天奶奶晾衣服的时候我一直跟在她后面,她和我说了每个院子里住过的人,站在山坡的时候,我请奶奶照一张照片,奶奶马上端端正正的站好,露出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笑容,后面是雪山,那个瞬间,非常的美丽。 白沙就像个半仙,让你将信将疑,因为半仙总会有一些大实话。走在白沙的石板路上,让人完全分不清时空,非常像西安城墙给人的感觉。在白沙的时候,我对孙平放下了重话,但是我知道他不会怪我,也不会我和吵起来。孙平一路喝酒已经有些飞了,沿路和每个村民打招呼,神奇的是,每个人都很好的说着你好,只有几个坐在一起的年轻小姑娘笑了起来。在杨姐的客栈里,是我们在丽江大理住得最舒服的一天,杨姐总是对我和孙平的争吵报以微笑,后来杨姐的老公李哥也被我们叫到客栈喝酒,孙平第二天说昨天失忆了,其实我也非常的大了。但是那个晚上非常的好,李哥和我们说了很多丽江足球的事情,比如当年丽江东巴踢乙级联赛的时候场场是四万人热情呼喊,比如丽江是足球之乡,纳西人都非常的热爱足球,我马上想起了玉湖的那个球场。当李哥说到他在罗平有兄弟要来罗平的时候,我觉得我和李哥没完了,这是迟早的事情。离开杨姐的客栈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在客栈里钉上的纸条,我突然觉得,我和孙平要留下一张纸条,但是我怎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写,后来,我想到了我和孙平是怎么认识的,和李哥杨姐又是怎么认识的,《搏击俱乐部》里的一句台词瞬间冒进了我的脑袋:我们在人生最奇异的时期里相遇了。沿着这句台词,我们也留下了一张字条。 “高山在改变我的生活” 在回罗平的火车上,肖大脑壳把玩着他手机里的电子报,有一搭没一搭说手机在改变他的生活,我随即说出了一句让我自己也很惊奇的话:高山在改变我的生活。 因为从回到云南看到那些我再熟悉不过的高山开始,我就发现了一些久违的东西,就像于坚的诗里说的,是高山教会了人沉默,让人学会了俯视,看到了那些我们曾经来来回回奔忙的路其实只是阡陌纵横,只是很多次的来回。 不过这些感觉全部都是在我说了那句惊奇了我自己的话之后我感受到的。在这之前,我和孙平也爬过一些山,比如玉龙雪山山坡下的玉湖,玉湖最神奇的地方是,在村子的中央,有一个像模像样的足球场,我后来一直在想,在雪山之下和纳西孩子一起踢球是怎样奇幻的人生经历……我想我们的人生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星期,在玉湖的清晨朝着雪山顶的方向走到累为止,然后在中午的太阳下睡觉,醒来后去足球场和纳西孩子踢球直到天黑,夜晚尽可以喝酒,说话。后来在白沙,纳西族的李哥告诉我们,丽江历来就是足球之乡,当年丽江东巴踢乙级联赛,场场都是四万人的热情呼喊…… 大理也有很多的山,不过在大理,对山的概念都来自别人的述说,比如混大理的人人手一本本草纲目,在山上找叶子,最后都成了半个植物学家。大理常年阳光普照,亚热带作物繁盛,我和孙平甚至都没有上山,就在古城的路边发现了疯狂生长的大麻叶子,在疯狂的开花。大理是个神奇的地方,非常的疯狂,就像这里的植物,人都有一种简单粗暴的直接和不管不顾,非常的好,就像阳光生下来的后代一样。 云南到处都是山,我回到老家窑口子也开始想着要去爬山,要知道,在我爸年轻时离开这里之前,我的祖辈全部生活在这些山里,吃山靠山。我特意了问了年纪最大的大爹,他告诉我,至少三百年,我们都是生活在这里。我还带着想成为业余植物学家的想法特意请教了大爹是怎么学会了在山里找山药,他告诉我,是梦里的药神教给他的,他很多时候是凭着直觉在山里找到了梦中梦见的植物,然后做成了药,我也告诉他,在大理的时候,我们去拜了药师殿,因为药师可以帮助亲人去除疾病苦痛。在窑口子,我还听到了很多关于这里的山的聊斋一般的鬼怪故事,我听了之后,凭直觉我都不信。在窑口子我没有去爬山,但和村子里的年轻兄弟下了一回洞,在这个神一样的洞里,有绝对的黑暗,和千百年才形成的化岩,可惜的是,已经被之前来过的人破坏得不行,成群的蝙蝠已经不见踪影,要是没有他们拉我,我自己几乎不可能再上到陆地上来。 再见零八没问题三年展序幕:没问题!
二零零八没问题,我终于来到了社会大家庭,我花自己的钱从来只打的再也不买地摊货,还要接济四方亲朋从来不催赃,我没日没夜的工作直到我厌恶还有生理反应。 这一年最感动我的是整个国家为罹难者哀悼三天,并且这三天里没有人唱卡拉OK没有人找小姐,这一年里最让我丧气的是我没有港澳通行证,当我看见写着“香港”的指路牌时也只是看看,心中感慨自己离资本主义和自由生活只有一步之遥了,最让我怅然的是辽小虎最终还是降级了,这让我在有一个瞬间也几乎认定自己的青春也结束了,伴随着的是人人践踏中国足球和李玮峰甚至马晓旭,最让我欣慰的是开始谈论常识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在了解生活并且学会去生活,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也开始学习生活,但还是毫无概念,一头雾水。 上篇 活生声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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